揭秘：美国20多年前即在全球采集遗传基因研究老年人死亡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注意到各国的老年人对新冠病毒非常易感，尤其是患有基础疾病的老人群体易染且死亡率最高。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新冠肺炎中老年人高发，从整个患者群体来看，年龄65岁以上有更高的死亡风险。意大利平均死者年龄超过80岁，并出现了整个镇的老人几乎全部死亡；韩国新冠肺炎病早期死亡率接近1%，90%是60岁以上老人；就美国来看，新冠肺炎死者年龄多介于70多岁到90多岁；法国卫生部总干事萨洛蒙也曾表示，新冠肺炎死亡者中，年龄高于65岁的占93%。

　　17年前，“非典”针对的是人体的呼吸系统，只攻击肺，不会伤害免疫系统；这次新冠病毒同时能够针对高龄老人的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免疫系统、消化系统等各类基础疾病，而且加速了确诊老人的死亡。这一现象使我回想起20多年前美国一些机构在全世界进行的“高龄老人死亡率模型和分析”的一个项目。

　　美国曾在全球收集关于“老人死亡率模型”项目需要的遗传基因

　　上个世纪90年代，全世界对人类遗传资源的概念都不清楚的时候，美国就在亚洲、非洲及欧洲展开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遗传资源的大规模收集和研究，当时被称为划时代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其中一个项目是“高龄老人死亡率的模型与分析”，需要调查老人患病种类，并列出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等脑血管疾病、支气管炎、肺气肿、哮喘和肺炎、肺结核等18种老人基础病例。要调查研究老人这些基础病例，需要获得老人患有各类疾病的遗传基因，因此就要采集到有针对性的老人人体血样。当时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出资，美国杜克大学1996年分别与德国马普研究院和丹麦奥登塞大学签订合同，采集欧洲中南部和北部欧罗巴种人的老人血样；美国另一机构还与沙特等国的一些研究机构合作采集中东人的老人血样。

　　当时一位中国留美学者又与丹麦奥登塞大学签订分包合同，负责采集了中国北京、杭州、成都300位左右老人的血样，然后送到美国。1997年底，中国留美学者与美国杜克大学单独达成了协议，在中国除西北五省、区，以及西藏、内蒙、云南、海南等少数民族较多的省、区之外的22个省、市，采集万名高龄老人血样的合作项目，项目覆盖面约1亿中国老人。中国留美学者为了获得国内某单位的批准，把项目名称“高龄老人死亡率模型与分析”改为“中国高龄老人长寿健康监测”，英文合同的中文翻译件上回避了遗传基因字样，对国内声称采集老人的血样是为了给老人检查身体。我当时正在该单位工作，希望留在北京做这一国际合作项目，但项目负责人告知我，北京、广东、湖北、上海、黑龙江五个地方是重要项目区，需要安排更专业人士负责，最后我被安排负责离北京最近的河北地区的项目，包括采血任务。

丹麦阿登赛大学遗传学专家本特·皮特森的采血示范，右下为童增。童增供图

　　1998年3月4日，我参加了北京西藏大厦中国调查员培训会，丹麦奥登赛大学的遗传学专家本特·皮特森介绍了他在北欧地区的采血经验，要求中国的调查员按照他们的方法进行。具体方法是，把老人的手先放在热水里浸泡一段时间，再进一步把老人的手搓热，然后用针管在老人手指两侧的一侧插进去，让老人的手指滴出鲜血，第一滴血不要，从第二滴血开始，滴入滤纸的5个圆圈中，根据现场试验，起码两滴血以上充满一个圈，如果一个手指滴出的鲜血不能充满5个圈，还要继续采另一个手指的血，也就是说，要从老人手指上流出11滴以上的鲜血，而且时间在1分钟以上才能完成采血过程，切忌不能用碘酒。

　　我当时反对这种采血方式，因为这些老人大多数都是皮包骨，这种采血方式对他们是一种折磨和伤害。后来才逐渐发现这个项目是在搞遗传基因，我把这件事公开之后，即刻国内数十家媒体大篇幅报道支持我；国外的法新社、路透社及美国《科学》杂志等不少媒体都参与了报道。由于舆论的压力迫使采完的血样不能送到美国，查封在国内某大学。中国留美学者将项目换了一个名称，又找到另一个部门，在2000年后继续与美方合作，甚至还联系了中国一些医院配合，对中国22个省、市的高龄老人进行多次采血，然后一批又一批将成千上万个血样送到美国实验室，还将中国老人的整体基础疾病状况的数据给了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