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面对“反智主义陷阱”

　　美国面对“反智主义陷阱”

　　王聪悦

　　“在美国，对无知的狂热崇拜长期存在，这种被称为反智主义的张力在我们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盘根错节，这些虚妄和美国式的愚昧大体受到同一种错误观念的滋养，即‘民主便意味着我的无知和你的博学同样优秀’。”

　　在著名美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眼中，多年寄生于美国民主制度、自由观念和草根哲学当中的反智情结，既是美国例外论的典型表征，也是世代美国人轮回体验的宿命。  

　　该论断与美国汇聚世界顶级高等教育、科研资源，引领尖端科技研发，把持雄厚知识产品产能的情形构成了令人费解的鲜明反差，彰显出当今美国社会反理性、反权威、反建制的复合型特点。

　　越来越荒唐

　　反智主义因循字面理解，即否认知识和充当知识载体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作为一种反常社会现象，此概念往往具象为社会粗俗化、商业挂帅；空洞鼓吹、谣言和阴谋论传播能力强；碎片化信息取代系统的知识体系等动向。同时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反智主义能够发展为盛极一时的政治思潮，不仅反对与科学共识相关的政策议题，且大力支持那些旨在压制、怀疑专家的政客立场和政治运动。

　　反智主义并非特朗普当政的独特产物。美国人对政治精英、专业人士的怀疑和敌意，可回溯至18、19世纪的民粹主义大觉醒时期，但直至上世纪中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问世，反智主义才真正成为观察美国社会和政治的经常性镜头。

　　1950年，不喜知识分子的艾森豪威尔击败政治家阿德莱·史蒂文森入主白宫，旋即掀起了一场美式“反智狂欢”：反智风潮从社会氛围上升至政治生态，普罗大众调侃知识分子，政治精英因为看不惯后者的自以为是、故弄玄虚、好为人师，同样将矛头对准后者，理由则是让他们为所谓的“前朝过失”买单。

　　这场公开反对和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全民运动，直到酿成麦卡锡主义乱局，且受苏联率先发射斯普特尼克系列卫星的双重刺激后方才迎来反转。由是可知，对一贯奉行实用主义法则的美国人来说，知识有用论与无用论始终是相对而言的，最终评判标准不看是否精通术业，而取决于能否创造肉眼可见的价值。

　　这也就不难理解，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美后，美国社会围绕反智、反科学甚至反常识为何上演如此之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了。这些堪称人类奇葩行为大赏的“剧本”概括起来不外乎四种套路。

　　一是“掩耳盗铃”型。表现为疫情暴发初期，相当多数民众否认新冠病毒存在和传播的真实性，且拒绝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或遵守居家令。更有人鼓吹“阴谋论”，称病毒肆虐不过是民主党扰乱特朗普连选连任节奏的伎俩，一旦大选尘埃落定，病毒自会消失；或大肆攻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博士为“法西斯主义者”，指责他不该危言耸听、夸大事实。

　　二是“以毒攻毒”型。仅2020年1~3月，全美家用消毒剂中毒事件就比2019年同期分别上升了5%、17%、93%，4月23日特朗普发表注射家用消毒液治疗新冠肺炎言论后，七日内消毒剂中毒事件比去年4月增长了121%。此外，鉴于短期内疫苗与特效药难以问世，诸如羟氯喹、地塞米松等无论从药理还是适用症均无助于根治新冠肺炎、擅自服用有损健康的药品，竟然备受推崇。

　　三是“揭竿而起型”。当短线抗疫宣告失败，疫情进入胶着期时，反智现象便从公共卫生领域进一步外溢，借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把对政府怠政的怨愤转化为对历史过往的暴力清算，拆除雕像、打砸抢等事件层出不穷。

　　四是“栽赃嫁祸”型。最典型的表述莫过于宣称新冠病毒绝非自然界产物，而是实验室秘密研制出的生化武器；还有人把传染病同5G关联，指责5G基站辐射危害人体免疫力或担心病毒通过无线电波快速蔓延全球。

　　不无夸张地说，部分人已经把蔑视行业权威视为一种全国性的消遣。人们盲目地认为，拒绝专家等同于实现“自治”，因此任由反智主义在公众意识中日益发酵为反体制、反制度、反历史、反传统、反常识的执念。以上种种，造就了后真相时代的美式“愚人”，相较于发泄情感和彰显个体信念，他们似乎已不再关心专家言论背后的事实，而是不断重复着无需费力思索的怀疑和抨击行径。

　　美式“愚人”群像

　　全美各地开展的多项民调指出，与如今这股势头强劲的反智风潮密切关联的，是普通民众对基本科学知识和社会常识知之甚少或者罔顾事实。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称，25%的美国人仍然相信地心说而非日心说；52%不知道恐龙在人类出现前便已绝迹，45%不知道人类文明的出现已有一万年。另外，只有36%的美国人能完整说出本国政府三个分支机构的名字，超过60%的美国人不知道究竟是哪个政党控制着众议院和参议院。